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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中:中国为什么能适应并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稿源:中国经济网 编辑:李勇 2017-07-28 16:5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二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如何理解这一论断?这需要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认识。

  一方面,中国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乃大势所趋。这已经为不少有关研究成果所验证。比如,国内学者根据国外数据库收集的1827年至2014年国家间1900万条易相关数据,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个是反映各国贸易地位均等程度的网络集中度指标,由1947年的0.7244降低到2012年的0.2944,这反映了长期存在的中心——外围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明显弱化,各国贸易地位的均等化程度在提高,这是新技术变革所引致的。另一个是反映全球化水平的网络密度指标,在1842年至1947年的100多年间,始终低于0.1,表明贸易全球化程度低。而1947年至2002年的50多年期间,该指标由0.0429上升到2002年的0.5011,增长了10余倍,可见贸易全球化水平在迅速提高。但是在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期间,该指标只由0.5011提高到0.5209。这与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有着很大关联。可见,此时中国在世界上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其他国家共同致力于重振全球经济,正是主动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

  另一方面,中国之所以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还因为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提出了一系列“黑板经济学”所没有的新理念。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现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注重于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因此各类经济学教科书无论是依据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依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关注的是产业之间的分工、产业内部的分工以及产品内部的分工。但是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则是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由此可以看出,国际分工的理论已由“要素禀赋差异”升华为实践上的发展战略对接。

  从国际竞合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从古典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伊始,在国际经济学界长期流行的是零和竞赛理论(即你赢就是我输)。后来20世纪60年代开始勉强又提出了正和竞赛理论(即双赢),但其主要功能是引导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及时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二是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框架;三是创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合作共赢的路径。这与之前的零和竞赛理论、正和竞赛理论有着很大不同。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战后的全球治理所依赖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所注重的是贸易投资、配置资金、调节汇率,旨在推进自由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发展完善,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就提出,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我理解,利益共同体强调共享机遇、共享利益;责任共同体强调共迎挑战、风险共担;命运共同体强调理念相同、共创繁荣。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货物交易之路,更是绿色之路、健康之路、智力之路、和平之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路径即:不仅要着眼于项目,更要依赖成体系的项目群、产业链、经济区,并要求我们在贸易、投资、技术、标准等制度建设上推进我国同沿线各国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理念相同的共同体。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化的战略思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从而努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贡献。(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王振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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